“二奶”阿珍:一个在虚拟世界中建构主体的故事(8)

2012-02-25 13:01 | 责任编辑:大理曙光男科医院 | 来源:网络转载 | 点击:


  (二)被物化的女性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当嫁”仍然是当代中国成年女性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尽管“婚姻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这样的口头禅没有任何性别指向,但很明显,女性在婚姻话语中承受着比男性更多的压力和困扰。阿珍似乎从一开始就盼着某个男人能娶她,她的故事也围绕着一个又一个的男人展开。而那些关心阿珍将来的网友常常建议她要“认真”结婚,指责她懒惰虚荣的人也从未质疑婚姻在女性的生命周期中重要地位。婚姻这道坎,女人是一定要过的。也许,盼着 / 劝人结婚本身无可厚非,只是“当嫁”与“年轻”话语的重叠折射出婚姻这种社会关系相对于女性的本质性的现实。婚姻是女性的归宿,家是她们的避风港,而生儿育女是她们的本分。在这样的话语下,我们看到的是女性仍然被物化的现实,无论作为生殖机器,还是性的对象。


  在这种语境下,女性被认为是不应该有感受的。阿珍作为性主体,记录自己的性体验,展示自己的身体,充分显示出在性话语中她的主体性位置。这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甚至攻击。然而,阿珍遭到诟病,不仅仅是因为她掌握了性主体位置,同时还因为她把自己呈现出来。作为“物”,女性不可能属于她自己,她只能属于某个男性,他拥有对她身体的所有权,只有他才能决定如何处置她的身体。



  女人并不拥有对自己身体的主宰权,正因如此,贞洁变得重要起来。按照阿珍的说法,她的悲剧来自于贞操的丧失。尽管她间接地将其归结于她对性的无知,可她因此所承受的煎熬以及最终的决定,都表明在“贞洁”话语下的彻底妥协。论坛里对“女性贞洁”的讨论则表明,一方面,人们已经开始对(女性)婚前性行为持更加温和的态度,而另一方面,传统的贞洁观在不少人心里仍然具有吸引力。这种情形与网下所做的一些调查结果是吻合的。比如,玛丽斯特普(Marie Stopes International)国际组织2005年所做的调查显示,在南京超过1/3的年轻人可以接受婚前性行为,认为不能忍受的仍然占46%。{17}


  (三)二奶:一个陌生人的身影


  我们看到,阿珍运用不同的称呼构建自己的身份,“二奶”身份仍然是模糊不清。而与她的徒劳无奈相似的是,网络要么将她定义为性工作者,要么称她道德败坏、拆散他人家庭的女人,而态度温和点的网友则只当她“迷失”了,早晚应该走回来。这种不确定性,让我们看到Sara Ahmed眼中的“陌生人”(stranger)的身影。{18}Ahmed借鉴Julia Kristeva的贱斥理论(abjection),认为“陌生人”不是简单地指“那些在居住地没人认识的人,而是那些……已经被辨认出来不属于居住地、与居住地格格不入的人。”{19}他们没有名字,而叫不出他们的名字则制造了一个无法明确说明的陌生人的身影。这些“陌生的身体”,在历史记录里总与污秽及危险联系在一起,它们被审读而变得清晰可辨,威胁着要越过建立“洁净的身体”的界线。“陌生的身体”与“洁净的身体”的遭遇“不是两个平等、和谐的主体之间的遭遇。它们的遭遇充满了对抗。”{20}这些“陌生的身体”不在家里:它们是遭拒绝的身体。它们“还不是主体”,然而它们被需要,它们构成“主体领地的本质外围。”{21}


  由此,我们可以把如同阿珍一样的二奶看作是“被贱斥的存在”(abject beings)。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和依然存在的城乡二元体系的霸权话语之下,中国社会的性别不平等不断加剧,使得(某些)男性拥有操控女性身体、挑战现存婚姻家庭模式的权利和能力。而1949年以后新政府所倡导的以一夫一妻制为基础的男科平等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并占据主导地位,“这一驱赶或欢迎被看作陌生人的人的过程正是造就陌生人身影的原因。”{22}


  那么,这些“陌生人”,这些被贱斥的客体是如何变身为主体的呢?Ahmed认为,主体的建立,是通过识别(recognition),通过寻找熟悉的和陌生的他者之间的差别完成的。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阿珍和论坛众多的参与者关于二奶“是什么”与“不是什么”的纷纷扰扰中,作为二奶的阿珍建立起了她的主体性。



六、后记


  时隔两年,当我为写这篇文章试图重新访问亿友网站和阿珍的博客时却发现,“亿友”依然,而当年那个热热闹闹的论坛和博客却遍寻无踪。如果不是转帖在其他网站上几张阿珍的照片和部分文字,我真不敢相信她曾经存在过。也许这就是虚拟社会的“现实”——无中生有,而有,终归于无;也许这也是阿珍们所面对的现实,在物质(physical)世界不得不保持沉默的她们,在虚拟的世界中最终也难逃失声的命运。



参考文献:


Ahmed, Sara, Strange Encounters: Embodied Others in Post-Coloniality, London: Routledge, 2000.

Bian, Yanjie,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2, 28: pp. 91-116.

Chan, Kam Wing & Li Zhang, “The Hukou System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Processes and Changes”, The China Quarterly, 1999, 160: pp. 818-855.

Davis, Deborah S., “Inequalities and Stratification in the Ninetie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China Review, 1995, 19: pp. 1-25, available from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988, accessed 22 July, 2007,

Eichhorn, K., “Sites Unseen: Ethnographic Research in a Textual community”,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2001, 14(4): pp. 565-578.

Farris, Catherine S., “Gender and Grammar in Chinese: With Implications for Language Universals”, Modern China, 1988, pp. 277-308

Foucault, Michel,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Limited, 1972.

Foucault, Michel,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Trans. Robert Hurley. London: Allen Lane Penguin Books Ltd,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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