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二奶”在当代中国社会已被认为是常见现象。然而，由于这一女性群体身份的“特殊性”，在公共场所谈论“二奶”几乎成为一种禁忌，而她们作为社会主体也鲜现于公共视野。2006年底，一篇题为《我在深圳当二奶》的帖子出现在某论坛上，由此引发了关于“二奶”的网络大讨论，作者阿珍也一夜成为网络明星。本文通过观察阿珍在虚拟世界里主体构建的过程，讨论中国男科关系所面临的现实。
Abstract： Ernai， literally “second wife”， is believed as a prevailing phenomenon in the society of contemporary China. However， because of their “special” status， it has become a kind of taboo to talk about ernai in public， and as social subject ernai is hardly seen in the public view either. Thus a deep exploration into this phenomenon is needed in order to gain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ernai. In December 2006 a posting entitled “I am an ernai in Shenzhen” was published on a BBS， and hence produced a storm of online discussion on ernai. Ah Zhen， the poster became a cyber star overnight. The author observes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h Zhen’s subjectivity， and discusses the reality of gender relation in pre-reform China.
一、引言
大家好！我叫阿珍，我来自偏远的农村。现在繁华的大都市每天灯红酒绿……虽然在世人眼里，我们被冠以‘二奶’的称谓，是被人唾弃的女人，但我活得自在，过得潇洒。
我只是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不认为这有什么丢脸的地方。作为别人的情人，我也有自己的辛酸，生活中没人理解，我只有写出来，给自己一丝短暂的安慰。
2006年12月7日，一篇题为《我在深圳当二奶》的帖子出现在号称中国最大的交友网站“亿友论坛”，①作者阿珍一跃成为网络明星。在连载式的帖子里，阿珍以第一人称讲述了自己凄苦的身世和一步步成为“二奶”的经过，同时还配发了不少热辣抢眼的“写真”照。赤裸的描写，加上“二奶真实经历”的噱头，帖子一出现，很快受到网民关注。短短一个月，点击率达到24万余次，跟帖者1300多人。
“二奶”，指的是与某个已婚男人长期保持性爱关系的女人。有的人将“二奶”看作“情人”，有的则把她看成是“妾”的现代版。然而在更多的时候，“二奶”承载的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之间色钱交易的内涵。如果考虑这个词出现的语言学语境，这样的理解显得更具有说服力。最常见的是“包二奶”。“包”有“签署协议”之意，如“包工程”；其次，“包”有“租借”之意，如“包房间”；“包”还有“包裹”之意。“被包的女人”至少可用三种方式解读：“被保护的女人”，“失去了自由的女人”，“他人无法窥视的女人”。2007年网络公布的一份女大学生包养协议，②将二奶语境里的交易色彩表现得淋漓尽致。
据说，最初包“二奶”的主要是外商和政府官员。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财力维持这样的关系。但是逐渐地，包养二奶似乎成为各个社会阶层都不陌生的现象。媒体也不时报道由于二奶的介入，家庭破裂或受控官员被发现滥用职权为自己的情妇谋取经济利益的事件。二奶引发并暴露了中国许多的社会问题。然而，尽管在媒体上频频提及，作为个体的真正的二奶却鲜有进入公共视野。在公开场合谈论二奶成为一种禁忌，有时可能会冒犯别人。洪晃在博客里就记录了一次尴尬经历：她在饭桌上讲了个关于二奶的笑话，之后才知道当时在座的就有几个这样的女人。
与现实社会的静默形成对比的是，网络世界关于二奶这个禁忌话题却是人声鼎沸（在Google中输入“二奶”，反馈的信息达千万之多）。意识到自己帖子的火爆，一个月后阿珍在“亿友”建立个人网站，宣称为便于更多的网友阅读。然而，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声迫使她不得不在2007年3月底承认自己的伪装。尽管如此，她的博客的点击率依然超过了100万，跟帖者2000多人。事实上，阿珍并非以二奶身份开博的第一人，另一网络红人向梦飞于此前数个月就在博客里公开自己的二奶身份。不过，与向梦飞强调自己其实为普通女人不同的是，阿珍显然想要突出她如何成为二奶的心路历程，这正好迎合了大众对于这个现实世界中隐蔽群体的好奇心理。
关于二奶的研究不多见。大多数的讨论主要针对相关的司法及道德、伦理问题。从实证角度对此进行的调查则是凤毛麟角。究其原因，大概正如Lang 和Smart指出的那样，“二奶”所涉及的男科关系常常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因此不大会有人愿意冒着拘留或者“劳动改造”的风险讲述自己的故事，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③因此，2002年Lang 和Smart所做的个案研究，显得尤其珍贵。
Lang和Smart之所以能接近（进入）“二奶”这个群体，得益于Smart始于1987年关于香港—深圳劳动力和资本跨界流动的历时研究。由于这项工作，Smart在珠三角工业区建立起了一个社会网络。在她的联系人中，有少量的女性扮演着在当地工作的香港男人的二奶的角色。通过对其中一个二奶Lily的访谈，同时重新考察关于多妻制的讨论，Lang 和Smart认为，尽管在中国南方一夫一妻仍然是婚姻的主要形式，但同时也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多妻家庭。他们由此建议，在建立多妻制的分析模式时，除了考虑传统的五个因素，即女性对物质生产的贡献、地方生态、政治、经济不平等以及福利外，还应将迁徙纳入考察范围。
出现在Lang 和Smart视野里的二奶Lily是幸福的，香港“丈夫”大部分时间都在深圳陪伴着她，隔一两周才回一次香港看望他的香港妻子和孩子。可以说，这是出于爱的结合，而不是女性为获取更好的物质生活或者更多的资源来抚养孩子。然而，在一些纪实文学（如涂俏所著《苦婚》④）的描述里，绝大多数二奶都过着经济情感极不稳定的生活。可见，“二奶”这个称谓所涵盖的群体远非具有同质性。因此，阿珍的出现以及她所引发的网络风暴，对于探讨中国二奶现象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2007年2月，在《我在深圳当二奶》这个充满噱头的标题吸引之下，我开始阅读阿珍的故事。那时，我正在异国撰写学期论文，在漫长而孤独的冬季，浏览阿珍的帖子成了我休息时的消遣。然而我读得并不轻松。固然，在了解所谓的阿珍是伪装的“真相”后，我也觉得沮丧，但更让我震惊的，是故事本身和数以千计的跟帖的内容。如同许多的网友，我相信它的真实性，相信它反映了中国的现实。然而，真实是什么？与这些被称作“二奶”的、在公共场合很少发声、也很少被人谈论的女性群体相关的现实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激起了我的兴趣，于是决定对此进行研究，希望我的调查有助于我们对这个沉默群体的更多了解，更主要的是，我希望分析阿珍故事火爆的原因并藉此探讨在虚拟世界中如何建立主体的过程，同时一窥中国男科关系面临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