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议性教育应按年龄分阶段规划(2)

　　教育部门应该对有关的教师，尤其是班主任进行培训，让他们学会解决那些围绕着性而出现的各种问题，并且以这些问题为导向，使学生的人格得到升华。如果我们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健全的现代人，那么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就不应该缺乏完善的性教育。

　　对这个问题，徐震雷持保守态度，国外一些组织根据他们已有的经验，希望在中国的中学里也开展安全套教育。但在他看来，这样做为时过早。

　　“外国人为说服我们，用了很多调查数据。比如他们说，通过安全套教育，学生的性行为发生率与艾滋病感染率都没有增加。但我们发现，这些结论的前提，是他们的学生性行为发生率已经高达80%了。而中国中学生的这一数字，估计只有10%～15%左右。如果推行安全套教育，反而可能起到教唆作用。”

　　徐震雷说，与西方不同，在中学阶段，中国性教育的主流仍是减少学生的性行为发生率。

　　“一提到安全套，老师就紧张得不得了，这实际上是一种鸵鸟政策。”靳薇则旗帜鲜明地认为，有必要在中学时期就进行包括使用安全套在内的性安全教育。她以亲身经历来举例：她的女儿在上中学时，同学们都普遍交异性朋友，女儿也有一个男朋友。可女儿所在的学校并未进行任何这方面的教育，于是，她就自己教女儿如何使用安全套。

　　在安全套教育的问题上，不同的观点基于他们对目前中国青少年性启蒙状态的不同认知。俞承谋认为，每一所学校开展性教育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调查本校学生的性认知程度与性行为发生状况，以此来开展有针对性的性教育。不然，性教育就会无的放矢，甚至起反作用。

　　谁来承受性教育之重

　　尽管俞承谋在1982年就点燃了性教育的“星星之火”，但30年过去了，这一领域并未形成“燎原”之势。至今，在全国范围内，性教育仍是个别地方、个别学校、个别教师的小打小闹，大多数学校仍处于“能不做就不做”的状态。

　　“学校的青春期教育，很大程度上都依赖校领导的支持。如果领导觉得这件事不重要，那就很难开展。”俞承谋认为，当时北京十一中的青春期教育之所以有声有色，要得益于校方的支持。

　　这其实反证了另外一个问题，校园的性教育并未得到制度层面的保障。

　　在防艾教育的问题上，靳薇认为，国家将所有的“宝”都押在疾控部门身上，这是根本策略的失误。“只进行以安全套使用为主的性教育，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安全，这等于把人还原到动物层面。” 但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是卫生、疾控部门不能承受之重。

　　据统计，近年来中国青少年感染艾滋病的比率上升很快，并且主要感染途径已经由母婴传播变成性传播。因此，国家CDC性艾中心主任吴尊友认为，性教育是青少年防艾教育的基础。他坦承这一部分工作确实薄弱，但也认为，“性艾中心的首要职责，还是对艾滋病的控制与预防，青少年的性教育更多地应由教育部门承担。

　　所有矛头，最终都指向教育主管部门。

　　中国的性教育牵涉到三大部门：教育部、卫生部和计生委。教育部负责校园性教育的组织与开展，具体由体卫司来管。卫生部主要是为教育部的工作提供技术支持，教育部体卫司的专家基本都来源于卫生部。而计生委是从控制人口数量与提高人口质量出发，做节育、避孕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

　　但有趣的是，到目前为止，唯一将性教育问题写进法律的，并不是教育部，而是计生委。200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指出，“学校应当在学生中，以符合受教育者特征的适当方式，有计划地开展生理卫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或者性健康教育。”

　　性教育的理论困境

　　靳薇曾经看过一位日本性教育家教幼儿园小朋友做“人体拼图”的游戏。教师先在黑板上挂出男人与女人的轮廓图，再把包括生殖器在内的单个器官的图交给小朋友们，让他们对照着将黑板上的人体轮廓填满。

　　这个游戏的目的，是让小孩意识到，生殖器就像人的手和脚一样，是身体的一部分。靳薇当时很受启发，开始意识到，性教育应当从幼儿园就开始。“性教育开始得早，大人就不容易尴尬，让孩子对性脱敏也容易。”

　　但当北京3岁女童派派的母亲听说幼儿园将开始性教育时，却态度犹疑。“派派至今还没有问过她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如果她问了，我们会从爸爸妈妈相爱这个角度来回答。否则，你跟她说什么精子、卵子，她也听不懂啊！”派派妈曾经看过德国的幼儿性教育读物，她认为，那样直白的内容，并不适合中国的孩子。

　　在朱琪看来，让孩子对性脱敏，恰恰是不妥当的。他以20年前流行的一本讲述前苏联训练“性间谍”的读物《燕子与乌鸦》为例：克格勃采用让男女一起洗澡、互相观看对方身体等各种手段，让受训者对性脱敏，去除羞耻感。“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使那些人把做爱看成一项纯生理活动，他们可以毫无感情地与任何人发生性关系。”

　　“如果没有‘性害羞’，我们中学生性行为的发生率要比现在高得多，艾滋病感染率要比现在高得多。”徐震雷也这样认为。他表示，“性害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根深蒂固的，但在西方国家的性教育过程中，慢慢把“害羞”去除掉了。在中国的性教育中，这种“害羞感”的保留非常重要，比如在小学教育中，说到“性交”，应当以婉转的方式表达出来。

　　“这个人一生换了很多性伴侣，他也不一定就是坏的，不能够绝对地说所有有过一夜情的人都道德沦丧。”

　　这句话来自性社会学家李银河2003年发表在《精品购物指南》上的一篇文章，其主题是：为“一夜情”正名。首都师范大学从事性伦理学研究的教授安云凤听说了这则新闻后，就赶紧去买了这份报纸，报亭的人对她说：这期报纸特别好卖，早就卖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