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教育60年：在蒙昧与尴尬中摸索(3)

　　梦遗发生之后，我的生殖器发生了变化，当时我觉得很恐惧，去上厕所的时候，都躲躲闪闪的，去游泳的时候，都让同龄人先走，等剩我一个人了，才去换衣服。

　　那时我因为没注意个人卫生，搞出了毛病，龟头发炎了，这个事情拖了很久才告诉父母，因为羞于启齿。他们知道后，也没有责怪我，只是要我注意卫生。

　　小学五六年级，男生开始在私下里传色情片，我没有看过，但经常听他们讲，在我们的方言里，把“做爱”叫“崩锅”，然后我问我爸，“爸，啥叫崩锅？”我爸很冷静地回答：“这个事情你长大了自会明白。”也没有责怪我。

　　不过，父母还是不让我看电影里的激情镜头，那时他们爱看电影，租VCD，我也跟着看，一有激情镜头，他们就会快进。这一定程度上让我产生障碍，我现在如果主动去接触异性肢体的话，就很紧张，我跟同性朋友交流过这一点，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学校当时没有性教育课程，生理卫生课只剩一个关于卫生巾的记忆。后来，我就接触到了色情片，日本的A片、色情动画、图片，接踵而至，我的电脑技术比较好，所以这些东西接触得特别多。

　　现状与未来 最后一块阵地？

　　和许多长辈一样，1988年出生的陕西乡镇少年俞哲炜，对于生理卫生课的记忆是：生物老师临时有事来不了。自己盯了半天生物课本的生殖图，还是没能明白精子和卵子究竟是如何结合成受精卵的。手淫之后，总是陷入空虚和自责。初二时，他和同学上山玩，竟然发现同学在一边教唆两个10岁的孩子进行性交，而孩子全然不知自己受到了侵害。

　　几年后，他完全弄懂了性交全过程，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就感到很恐惧，这才意识到，如果孩子懂得自我保护、如果同学懂得不能侵害他人、如果“天资驽钝”的自己懂得基本常识，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生物课堂上的那点事，被反复讲了几十年。老师们遮遮掩掩的态度，也是学生回首性教育往事的残存记忆。性教育被千呼万唤，却仍然步履蹒跚。

　　事实上，中国性教育的实践，一直都还处于探索阶段。上海、北京、重庆、深圳等地都进行过性教育的试点和推广。

　　2003年起，深圳市教育学科“十五”重点课题《深圳市中小学性健康教育研究》调查了近三千名学生和700名家长，结果显示，深圳市小学生基本仍未接受性健康教育。紧接着，深圳市出版首部《深圳市中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读本贯穿从小学到高中的性教育。除了生理知识，还详细地谈到了怀孕的诊断方法、避孕措施和人工流产等内容，并提及同性恋、性心理障碍等问题。

　　2004年，深圳开始在24所学校开展性教育试点，规定小学五六年级每学年不少于5课时，初中阶段每学年不少于6课时，高中阶段每学年不少于8课时，可开设选修课或讲座，并尝试使用该读本作为教材。

　　根据当时的报道，这本教材引发的舆论关注度超乎人们的想象，人们在猜测，深圳的这本教材会不会成为全国通行本？事实却是，《读本》由于“尺寸过大”遭到家长投诉，同时也因为健康教育课未能纳入教学课程计划，首印的两万册难以售完，陷入无法广泛推广的尴尬境地。

　　在重庆的试点，也遭遇了相同的困境。早在2003年，重庆出版第一套性健康教育教材，并在小学进行试点，对学生进行性健康教育。几年后，按照规定，为了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学校不能随意给学生订教育部规定之外的教材，性教育课成为被砍对象。

　　2008年12月，教育部公布了新制定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在纲要里，教育部把“生长发育和青春期保健”的教育分为5个水平，从小学一年级贯穿至高中阶段。其中，一二年级的教育必须解决“我从哪里来”的问题。而高中阶段则明确指出：婚前性行为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避免婚前性行为。

　　“讨论了30年，还这么热烈？”潘绥铭觉得，目前的讨论层次太肤浅，“全世界除了中国和朝鲜，大概都早就开始性教育。瑞典的性教育历史都有七八十年了，我们现在还没赶上人家30年代。”

　　在他看来，中国整个性教育的方向就是错误的，“从五四开始，就把性教育当作灭火器。老师并不是真不懂教学生，而是害怕学生发生性行为，自己要负责，因此最好什么都不讲。”

　　在潘绥铭设想的模式中，性教育应该设计成一对一咨询的形式，而不是统一的课程；性教育不应停留在生理的层面，而应该讨论如何恋爱，如何拒绝别人；应该有基本的底线教育——尊重对方，双方自愿。至于性教育的目的，“第一传播性快乐，第二防止性悲剧。要告诉孩子性是正常的，险跟炒股一样，爱情也有风险，也得谨慎。”

　　在刘达临看来，中国的性教育对人格教育方面远远不够重视。“他的性观念是健康的还是肮脏的？他怎么对待爱情？在这方面遇到问题要怎么处理？这对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理想、道德很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