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社会服务 / 有关助人行业
在社会服务及有关助人行业如社会工作，临床心理学及精神科护理行业，男性主义不但鲜为人留意，反之男性受助者相对于女性受助者可以说是被忽视的一群。
在九十年代的香港关注女性受性侵犯、家庭暴力、女性单亲家庭、女性产后抑郁支持、女性离婚适应及妇女权利关注组织如雨后春笋，共同努力为女性权益而群策群力，特别为低下阶层的女性提供许多自强的机会 (Empowerment) 。相对女性来说，除了突破机构外，关注男性成长及权益的团体只有沙田明爱一所男性成长中心，中心主要提供成长小组及成人辅导服务而再没有任何特别为男性而设的社会服务架构或支持服务团队。
在美加的家庭及辅导服务男女受助者性别比例是 1 比 4.5 ；香港虽没有系统的数字反映男女受助者参与比例，就笔者观察估计男性受助者的比例在香港一定比外国更少。部份解释是男性的求助模式 (Help-seeking Pattern) 倾向于自己寻求解决困难方法，不会向有关机构寻求服务，故此，更多的服务模式集中在女性受助者。这个论调自然有其理据，但男性解放运动者 (Men's Liberationist) 则怀疑社会福利的运作模式是以女性的关怀与爱心 (Care & Nurture) ，及女性人际需要 (Relational being) 为基础；但漠视男性受助者的特质与不同于女性受助者的需要。
再者，美加的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已证明男女工作员都对男受助者有抗拒 (Hepper & Gonzales, 1987) ；不要以为男工作员会更能明白男性受助者，甚或产生共鸣；研究 (Carlson, 1987; Graff, 1987) 显示男性受助者担心女工作员会偏帮女性 而有所保留，当他们面对男工作员又面对一份无形的抗拒；特别是男工作员那份压迫及藐视的态度。笔者观察香港男性受助者的情况与美加有许多相似地方；即是大部份男受助者不单得不到女工作员的明白与共鸣，更得不到同性工作员的认同，最后他们亦拒绝接受社会服务界提供的辅导服务。
在一些同工培训活动中，我们亦留意到男女工作员同样在受女性主义影响下的意识形态成长与接受教育；加上与自己的父亲关系大多数是疏离，不其然会站在女性角度去看父母的角色及教导子女的方式，忽略了角色 ? 性别中 (Role-gender perspective) 母亲 (Mothering) 与父亲 (Fathering) 教导子女的方法非常不同，结果是更多的男性与父亲觉得不被认同而不再寻求服务。
但不得不提的是在九十年代末已经有部份非政府机构开始发现服务集中在女性未必能根治问题。以家庭暴力为例，过去集中协助女受虐者的支持与辅导，唯怎样协助男性施虐者停止使用暴力也开始受关注。故此，一连串男性施虐者，男性婚外情小组与热线服务相继成立。虽则招募情况未见踊跃，对关注男性运动是一个起步。但就男性解放运动 (Men's Liberation) ，激进男权 / 父权运动 (Men's Right/Father's Right) ，香港的男性运动尚在孕育过程中。
总括而言，以男性为主题的研究及著作仍稀少之余以负面理论 (Deficit Model) 去看男性，特别是父亲在家庭的形象与参与；以及父亲与子女衡突的形态，而少有正面评估男人或父亲在家庭及社会转型中面对的难处及适应；更遑论男性的特质。而在社会服务方面，男性更不被视为重点顾客 (Primary Customer) ，只是承受女性主义社会服务余下的福荫 (Residual Welfare) 。事实上，新一代的男性与上一代只顾生计、不善表达、不直接照顾子女的父亲已截然不同；故此，关注这一代男性特质及需要的研究及社会服务模式实在刻不容缓。
行动的方向
（ 1 ）男性的研究
肯定男性与女性有异同，男性作为社会服务对象之一，他们的特质、需要、服务参与难处以及有效的介入模式皆是男性研究的方向。特别是不应停留在负面形态 (Deficit Model) ，应尝试用正面角度 (Generative Perspective) (Hawkins & Dollahite, 1997) 去理解男性 / 父亲的角色与影响。
男女是互动而不是单一存在，除了对男性 / 父亲的个人之余，以系统理论 (System Theory) 去明白男性与女性在香港社会及家庭里怎样互为牵系 (Inter-relatedness) 及互为塑造 (Mutually Organized) 将会是男性研究一重点方向。
临床对象 (Clinical Sample) 是香港男性研究最缺乏的一环；能够在面谈 / 辅导中更深入明白男性的挣扎、困扰；面谈内容可以透过过程分析 (Process Analysis) 去理解现今男性角色转型的适应及父亲在家庭中的难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