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性心理学这门课的教学助理,莫妮卡在一个“性实验室”里,组织同学们探讨关于性欲、个人主义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当其他同学们都坐在那里,羞于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时,莫妮卡主动打动了沉默,坦率地谈起了她个人的见解,她说起了她本人不快乐的经历,分析了外表、体重和性欲之间的联系,时至今日,很多当时在场的同学还对莫妮卡的观点印象深刻。 尽管很多人给莫妮卡打上了“荡妇”的标签,可是在克林顿丑闻曝光时,她始终坚持这样的观点:人们无需去害怕自己的性欲。她滔滔不绝地说,“我从来不认为人们应该对自己的性欲遮遮掩掩,我们不应对性欲感到羞愧。在我看来,我们应当正视、尊重、爱护我们的性欲。在不同的时代,表达和对待性欲的方式确实有所不同,我来自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的母亲曾经焚烧她们的胸罩,并且鼓吹‘要做爱,不要战争’,而我们的这代人却要面对艾滋病的恐惧,因此在我们的性生活中,谨慎与自我保护成了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莫妮卡上的另一门课,叫做“关于疯癫的社会建构”,同样给莫妮卡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关于“他者”的概念,以及社会怎样将人分作三六九等,在所有人身上打上标签的说法,让莫妮卡很受震动。这种理论常常会用于军事,一个国家可以以此来打击和妖魔化它的敌人,进而否定对方的基本人权,军人也因此拥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 在读了这门课后,过了一年,莫妮卡竟然与克林顿总统本人探讨了同样的理论,她建议克林顿在他的专家组里增设一名心理学家,共同来为促进美国的种族融合作出努力。总统表示他非常乐于进一步了解这一理论,于是她送给他一本书,题为《痼疾与误传》。讽刺的是,在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丑闻曝光后,她本人也成了所谓的“他者”,大众媒体的翻云覆雨手,将莫妮卡的形象完全扭曲,并且对她抱以毫不留情的嘲讽与奚落,将她描绘成一个无视于传统道德的坏女人。 从莫妮卡给总统的建议中就能看出,她绝对不是一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她非常喜欢将自己所学的心理学知识用于实践。在她大学毕业后,她曾经一度想攻读司法心理学的博士学位。 在大学里的第二年里,莫妮卡曾在波特兰的公设律师团里实习,公设律师团是专门为那些没有钱、或者找不到辩护律师的人辩护的部门,这段经历曾经促使她考虑过今后专门从事这项工作。在实习过程中,她曾经研究过新的立法制度对于司法心理学的影响,并专门为此设计了专业的调查问卷,这种务实而又充满挑战性的工作极大地增强了莫妮卡的工作技巧与能力。1995年5月,当她的父亲带着妻子芭芭拉,一起参加莫妮卡的毕业典礼时,他们也都鼓励莫妮卡可以考虑在公设律师团取得一份全职工作,全心全意发展这方面的才能。父亲罗列了很多做这份工作的好处,一方面,她确实很喜欢、也很适合这份工作,加上她已经在此地拥有了住房,也有很多好朋友,在波特兰生活下去应该不成问题,更重要的是,父亲认为莫妮卡现在的心态已经平和健康了许多,相信她可以在这里独立生活和工作。 伯尼·莱温斯基医生还不知道,安迪·布莱勒也已经搬来波特兰,而且与女儿仍有联系。她的母亲自然知道这一切,而且对女儿所经受的痛苦和伤害非常担心,她几次都劝说女儿放弃他,可收效甚微。事实上,在莫妮卡开始考虑未来的发展方向时,布莱勒仍然是影响她最终决定的关键。莫妮卡再次想到要彻底逃离他的掌控,她说,“我深爱着安迪,可是这段关系实在太伤人了,而且很明显,它也是完全不道德的。我以为只有离开波特兰,才能彻底与他分开。”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促使她离开波特兰的原因:很多朋友都已经不在波特兰了;为了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她必须继续考GRE;她不想回洛杉矶;而她又非常想念母亲、弟弟和黛布拉姨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