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与将帅多次谈文论史,与陈毅谈论尤多。而谈论的时机,多为陈毅一生的重要时刻,而陈毅往往在此时受益更深。
黄花塘事件后,毛泽东让陈毅读读《李自成》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新四军政委刘少奇返回延安前,按中央指示让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政治委员,军分会由陈毅军长陈毅在中共“七大”上发言代理,饶漱石觉得这是排挤陈毅的好机会。饶漱石知道陈毅在1929年红四军“七大”时主持会议选掉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的历史关节,也知道陈毅心直口快,曾对有的干部随便谈过这些至今使他难受的往事。这些事既可证明陈毅早就“反对毛主席”,又可证明陈毅排挤党代表、取代书记是由来已久。一些负责干部听了饶散布的流言,再加上这之前华中局书记都是由陈毅代理的,误以为饶是受中央之命来清算陈毅的老账新账的,都不免对陈毅心存戒惧,使陈毅孤立起来。用陈毅自己的话说,当时他那里是“鬼都不上门”。1943年10月16日下午,饶漱石煽动策划了一场对陈毅的斗争会。接着,饶漱石写了一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报给毛泽东、刘少奇。这份电报首先挑拨毛泽东、刘少奇和陈毅的关系,接着歪曲和捏造一系列的事实,如说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20余名部、科长开会来公开批评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等等。电报的结尾是“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并蒙蔽和鼓动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共中央打电报批评陈毅。
陈毅心里憋不住话,他向中共中央负责人发电报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着重检讨了自己随便说话等错误和缺点。但他把事情看得比较单纯:“漱石、汉年和我三人之间,思想业已打通,可保证继续顺畅为党努力工作。”
陈毅的报告,很快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回复:“陈毅同志,并告饶:(一)来电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二)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们来电要求以一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内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1944年3月7日,陈毅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欢迎。他一见到毛泽东,除要系统汇报华中抗战形势外,还有满腹委屈,急需倾诉,那当然是“黄花塘事件”(当时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
但毛泽东却迎头给浇了冷水,对他说:“如果你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三天三夜。至于与小饶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
陈毅说:“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
毛泽东说:“我欢迎你这个态度。”
虽然如此,起初陈毅心中仍然扭着一个疙瘩,颇为沉闷。毛泽东便从井冈山谈起,谈到了党内的历次路线斗争,谈话中也不时引用一些古书上的至理名言,比如《论语》中的一段话“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毛泽东又告诉陈毅,今年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胜利300周年,最近郭沫若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甲申三百年祭》,文中写了李自成进京后因为若干首领们的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以至第二年陷于失败。毛泽东已经指示延安的宣传部门将此文重印,发给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他也希望陈毅好好读读这篇文章,对于党内包括新四军中发生的若干问题,多从自身找找原因,对李自成的错误引以为戒。陈毅是个开通的人,很快静下心来,一边读书,一边开始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一份《华中工作总结报告》。在写作中,他的心情渐渐开朗。